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碳十四测年表明该城址初建于公元前两千三百年左右，废弃于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占地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是迄今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时期城址，可谓“石破天惊”的重大考古发现，夏朝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之前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石峁遗址恰好处于新石器时代与夏朝的过渡时期，即“中华文明的前夜”，那么石峁遗址能否帮助我们解开中华文明起源的诸多谜题呢？
【资料图】
石峁城址俯视图
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规模大于良渚和陶寺等遗址，世界建城史上最大的城址是苏美尔人建立的乌鲁克遗址，面积约为四百三十五万平方米，石峁遗址与其规模相当，该遗址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历程提供了新的证据。
皇城台
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分别筑有二点五米的半包围状石墙，这在同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石峁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面积约二百一十万平方米，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周围有多达十余级的护坡石墙，部分墙体有巨型石雕及菱形眼纹等装饰，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扩筑的弧形石墙构成封闭空间，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米。
皇城台护墙
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最高处，地势开阔且位置险要，由外瓮城、南北墩台、曲尺形内瓮城等部分构成，周边发现六处集中埋葬人头骨的遗迹，应与修建城墙时的奠基或祭祀仪式有关，外城东门址设计精巧、结构复杂、技术先进，有“华夏第一门”之称，历经四千年的风吹雨打仍能感受到其恢宏的气势，不仅是控制交通和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的精神防线。
头骨坑
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内、外瓮城为抵御外来入侵提供了缓冲地带，大大增强了防御力，反映出早期国家形成前夜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冲突的频繁化。
外城东门址俯视结构图
皇城台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的核心区，位于城址中部偏西，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三面临崖，通过皇城大道与内城相连，皇城台底大顶小，顶部面积约八万平方米，底部面积约二十四万平方米，四面有护坡石墙，石墙呈覆斗状层层相叠，高度达七十米，巍峨壮观。
皇城台复原示意图
皇城台护墙的堆积区内出土了陶瓦、卜骨、陶雕、口簧及牙璋、琮、钺、环等玉器，还有海贝、象牙制品、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大量的陶瓦表明皇城台顶部曾存在覆盖瓦片的宫室类建筑，二十余件陶鹰及百余片卜骨应是上层社会的遗存，此地可能居住有掌握占卜、祭祀权力的巫覡阶层，在遗物中还发现了一万四千件骨针及许多制骨手工业遗存，这些痕迹表明皇城台曾设有骨器加工场所。
皇城台护墙堆积内发现的“口簧”
皇城台门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由外向内分为广场、外瓮城、墩台、内瓮城、主门道等部分，从地层联系及出土文物来看，皇城台门址的建造时间早于外城东门址，二者结构相似，但前者规模更大，皇城台门址外侧的长方形广场及向外突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礼制功能。
皇城台门址结构示意图
皇城台的重大发现表明其已具备早期宫城的性质，层层设防、众星捧月的格局为后世的宫城布局奠定了基础，也意味着其不仅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石峁遗址的发展水平、复杂程度和建筑工艺都远超我们以往对四千年前早期文明发展水平的预估。
石雕文化
在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倒塌的堆积中出土石雕七十件，其中二十一件镶嵌于南护墙墙面，石雕可分为平面型、塑像型和立柱型，雕刻手法主要有浮雕、阴刻、圆雕等，表达内容主要包括动物、神兽、符号、纹样、神面、人面等，以动物类图案最为常见，神面和人面石雕十分特殊，体量较大且雕刻生动传神，图案有独立存在的，也有与动物组合出现的，多为对称式构图，以正视神面为中心，面部狰狞，两侧雕出动物或侧视神面，其中最大的一件长达二点六米。
皇城台大型宫殿建筑南护墙一带出土的石雕
这些石雕可能与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密切联系，其图案题材、表达方式、刻制技术等可能对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虎形象，乃至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创作理念、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城台出土的石雕
“万物有灵”是史前先民普遍的精神信仰，石雕中的动物、神兽图案可能是沟通天地的媒介，而神面、人面可能是祖先、神祇的象征，将刻有图案的石雕嵌入墙内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皇城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南侧廊道上的神面立柱石雕
通过地层关系推断皇城台大台基的建造年代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两千年，沿用至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前后废弃，石峁文化晚期之后大量墙体倒塌，相关建筑物全部被毁，约在夏商时期其上堆积了“蛇纹鬲遗存”，应是被来自北方的朱开沟文化人群占据。
玉器文化
石峁玉器多出土于重要城防设施的墙体、倒塌堆积、墓葬、祭坛等遗迹中，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门址一带的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关注，这些玉铲、玉璜、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藏玉于墙”的独特现象改变了以往学术界认为石峁玉器全部来自墓葬的认识。
皇城台主门道附近发现的玉钺
崇玉用玉是石峁文化的一大特色，石峁文化的玉料多为蛇纹石和透闪石，蛇纹石玉器大多呈深墨绿色和灰绿色，最常见的是棕褐色，尤其以茶褐色带黑点为典型特征，透闪石、阳起石玉器多呈黄绿色，内部泛着似山水画的黄斑。
外城东门址外瓮城墙体内发现的玉钺
石峁玉器的年代可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属于龙山时代晚期，而晚期已经进入夏朝的纪年范围，两期的器物形态、制作工艺略有差别，从玉器风格中可以窥见地域文化交流的痕迹，比如牙璋在山东、中原等地都可以见到，后石家河文化及三星堆遗址也都有发现，另外石峁文化的鹰形玉笄与石家河文化的十分相似，可见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有些玉琮甚至带有良渚文化的风格。
皇城台附近出土的玉钺与牙璋
石峁文化玉器以数量庞大、器类特殊、玉质迥然等特点成为玉文化研究的焦点，学术界认为石峁文化是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用玉中心衰落之后，与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并驾齐驱的史前用玉中心。
遗存定义
作为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以宏大的建筑规模、复杂的城防设施、众多的精美玉器及所处的关键时间节点等因素引起广泛关注，关于石峁遗址的性质有黄帝部族都邑、尧帝避洪水所居之幽都、上古西夏都邑等多种说法。
皇城台顶部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
考古学偏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不倾向于将特定遗址背后的民族与上古历史人物相对应，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晚期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位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部，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高度一致性，上承老虎山文化，下迄朱开沟文化，具有相同的居住方式及丧葬习俗，器物组合及形制演变脉络清晰可循，石峁文化承袭该区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基本特征与主体内涵，是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及二里头早期遗存的重要“北方代表”。
皇城台出土的部分骨针
以石峁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是自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久居于此的先民创造的，随着时间推移其社会结构不断复杂化，并最终演变为具有国家形态的聚落中心，在公元前两千三百年至公元前一千八百年成为北方地区势力最大的文化中心，与西部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东北部的夏家店文化、黄河流域的陶寺文化之间产生了弥足深远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皇城台俯视图
跨地域、大范围的文化交流造就了石峁文化的独特地位并延续数百年之久，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发展方式蜕变出引领中华文明进程的中原腹地文明，在此过程中以石峁文化为代表的众多北方文化因子及人群成为促进早期文明演变的重要媒介及参与者。
石峁城址结构示意图
考古发掘表明石峁城址与普通的原始聚落有明显区别，已经跨入具有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行列，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石峁遗址定义为“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比较恰当，其具备集约人口、经济、高等级物质文化的地域空间，是当时河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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